刘知远交代给郭威朝廷的底线：只要白承福愿意回心转意，后晋中央政府愿意给他一个节度使的位置。
郭威实地考察之后，报告刘知远，说不用那么破费，我们太拿这帮蛮夷当回事了，安重荣只不过就是给了他们一点破衣服而已，就把他给收买了，给啥节度使呀，多给几毛钱就妥了。
得知真相的刘知远哭笑不得，心说这帮没见过世面的鞑子！于是告诉白承福说：中央已经把你们的牧场割让给契丹人了，如果你们不愿被契丹人统治，那么中央就另外给你们划分一块儿新的牧场，你们现在是帮助国家的叛徒安重荣！安重荣已经沦为过街老鼠，被天下所唾弃，朝不虑夕，眼看就要完蛋，你们如果不及时更正立场，只会跟他一起覆灭，到时候你们既不能回北方，也不能留在南方（中原），你现在可要三思啊！
白承福大为恐惧，急忙表示自己不太了解中原的内政，并且跟安重荣不熟……然后就率领他的部落投奔到了河东，向刘知远表示归附。
刘知远上表朝廷，把白承福的这支吐谷浑部落安置到岚、石二州之间，并表奏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（虚衔，此时的大同辖境均在“幽云十六州”之内，已属契丹）。这支吐谷浑部落中的精锐骑兵，全部被刘知远编入自己的部队。
如此一来，白承福的吐谷浑部落与安重荣划清界线，明确站到了中央朝廷这边。与此同时，鞑靼、契苾等部落也没有回应安重荣的联盟请求。
人们这才发现，安重荣早先吹嘘的什么北方各游牧民族不堪契丹盘剥啦、纷纷揭竿斩木啦、各部落联合请求中原出兵伐辽啦、身陷蛮虏的汉人多么思念故土啦……全是安重荣的自导自演，一厢情愿。
北方的各游牧部落的确遭受契丹的盘剥，但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几十年，并非新近才有，这是草原上的生存法则，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在获得优势后，必然要压榨其他弱势民族。所以绝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嘴上有怨言，但都属于发发牢骚，总体还是可以忍受的。
至于白承福的这支吐谷浑部落，则是因为其他某些原因，白承福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在契丹、后晋、安重荣三方之间做政治投机，刀尖舔蜜。他成功了，摇身一变，成后晋的节度使了。
安重荣空穴来风，借题发挥，拿着司空见惯的几句牢骚话疯狂炒作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但随着白承福的弃暗投明，安重荣的谎言不攻自破。
退潮之后，就知道谁在裸泳了。安重荣成了独夫民贼。
2，欲擒故纵回马枪
天福六年（941）7月，在石敬瑭离开汴州去往魏州的时候，就已经与端明殿学士和凝制定好了应对襄州安从进的策略。
随着石敬瑭指挥中枢的北移，南面的安从进极有可能趁虚而动。和凝建议给汴州留守石重贵留下十几张空白的诏书和调兵指令，一旦安从进有所动作，石重贵只需临时填上姓名，就可派兵征讨。石敬瑭接受。随后就极为高调地宣布北幸魏州。
11月，安从进果然发动了叛乱。派兵北伐，进攻邓州。
唐州刺史十万火急飞书汴州，奏报紧急军情。汴州留守石重贵立刻启动应急预案，派张从恩、焦继勋、郭金海（突厥人）、陈思让等，率领中央大军南下，跟申州刺史李建崇的地方军队会师。
紧接着，石重贵又调发了第二梯队的平叛力量，命洛阳留守高行周挂帅南下。
中央朝廷的军事部署很快出炉：高行周为主力部队总司令，宋彦筠为副总司令，张从恩为监军；先锋部队主将由突厥将领郭金海担任，陈思让为监军；石敬瑭又命魏州留守李德珫为汴州留守，替换回石重贵。
石重贵与李德珫调换的命令很值得玩味，石敬瑭是保护他，还是监视他，见仁见智。我个人认为是后者，因为石重贵留守京师，手中握有十几张空白的诏书、调兵指令，对石敬瑭来说是个无比巨大的威胁，其威胁程度远超南北二安。当应急预案启动后，石重贵只是僵硬地执行石敬瑭事先制定好的应急预案，一旦完成，就要立刻把他调到身边，严加看管，以防“皇太子”忽然有了其他想法。
石敬瑭真的很不容易，防火防盗防儿子。
安从进攻击邓州，邓州威胜军节度使安审晖闭城坚守，安从进久攻不下，于是解围而走。安从进要趁石敬瑭在魏州对付安重荣的时候，发动闪击战，趁虚而入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他耗不起。
安从进有两条北伐路线，一个是正北面的邓州，另一个选择就是稍微偏东一些的唐州，这两个地方是洛阳、汴州的第一道防线，其后就是许州，过了许州，大业可成。
在邓州无法快速攻克的情况下，安从进选择此路不通、绕行他路，从邓州解围，往东迂回，想通过唐州北上，结果刚走到半路，在邓州与唐州之间的花山，就与郭金海的先头部队遭遇。
安从进大为惊骇，闪击战居然成了伏击战。只能手忙脚乱地仓促应战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叛军大败，一万多人被歼灭，安从进的儿子安弘义被生擒，山南东道节度使印信被缴获。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