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想一下，凡事山东地区有人搞事情，比如黄巢、王师范，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西面的汴州、洛阳、长安，那么郓州、兖州、濮州、曹州就是重要的战略争夺点；而如果他们要联合南部的淮南势力，或者淮南势力北上支援，那么宿州、徐州、沂州就会成为热点城镇。
杨光远的计划是要勾结北方的契丹，那么进出山东半岛的西北线就成为了杨光远的生命线。这条路线的头一站就是棣州，过了棣州是沧州，过了沧州就是幽州。
黄巢往西，王师范往南，杨光远往北。
所以说，棣州虽然存在感较低，但牢牢扼住了青州往北的脖颈。杨光远第一时间秘密联系棣州刺史李琼，却被李琼断然拒绝。
李琼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央朝廷一边，使得杨光远在战争尚未爆发前，就成了瓮中之鳖。
杨光远的第二个方面的努力，当然就是勾结契丹，由于陆路险阻，杨光远特意派人持书渡海，从山东半岛横跨渤海湾，在今天的辽宁省登陆。
石敬瑭为天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，刷新了人们的认知，开启了一种新的夺权模式，那就是“卖国求荣”，向契丹出卖祖国的利益，以换取契丹人的支持，从而成为中原皇帝。所以后晋时期的反贼普遍效仿，不仅是范延光、杨光远，也包括身陷契丹的赵延寿，甚至包括嘴上高喊“反辽”的“爱国分子”安重荣。
杨光远不仅对契丹表示愿意做第二个石敬瑭，还将中原虚实尽数泄密，说中原地区连年闹灾，财政空虚、百姓疲敝，后晋政权已经是一座千疮百孔、摇摇欲坠的破房子，只需外部有人踹一脚，就会轰然倒塌，“爸爸，来吧。”
在契丹，述律太后因要走保守的“扶晋路线”，所以对汉人降将的态度很不友好，比如毒舌怒怼赵德钧，使得赵德钧被俘之后不到两年就忧郁而死。相反，耶律德光特别重用汉人降将，比如赵德钧养子赵延寿，再比如逼迫述律太后断腕的赵思温。
表面上，耶律德光的理由是安抚境内汉人团体，贯彻“蕃汉分治”（一国两制）的基本国策，实际则是暗中培养一批“灭晋派”，因为他们往往都是最积极的灭晋急先锋，通过提拔他们、推进对中原的战争、并利用战争收拢权力，这是耶律德光的一盘大棋。
特别是赵延寿，自石敬瑭即位之后，他就不停地在耶律德光面前挑唆，抓住一切机会，不遗余力地诋毁石敬瑭，比如杀害大辽使节（幕后真凶是淮南徐知诰，嫁祸给后晋）、招降纳叛（吐谷浑叛逃事件）、骚扰南京（安重荣侵袭幽州事件）以及还有安重荣所做的一切敌对行为等等。
如今，杨光远等后晋叛臣又纷纷与契丹暗通款曲，尽告虚实，再加上景延广的种种挑衅行为，使得大辽国内舆论沸腾，南下作战的呼声甚嚣尘上。拜景延广所赐，耶律德光甚至不需要人为制造。
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述律太后的“扶晋路线”渐渐站不稳脚，如果再一味地阻挠战争，恐怕述律太后将被契丹人骂做“辽奸”。
于是，耶律德光上应天时、下合民意，顺理成章地开启了“晋辽大战”。
天福八年（943）11月，据说，契丹的上京留守耶律迪辇抓获了后晋的间谍，得知后晋已经准备主动进攻契丹的消息。于是，次月（12月），耶律德光亲率大军，进驻幽州，把幽州设为总指挥部，“议伐晋”。
实际上，这次“间谍案”很有可能是契丹人自导自演，因为抓获间谍的地点是契丹首都——上京临潢府，而且通过大量的史实和推理分析，石重贵没有要跟契丹动真格的打算，就在战争爆发的时候，石重贵还因听到契丹要动手的消息而接连派来好几波使者求和、解释。
天福九年（944）正月初一，在新年的第一天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就以后晋单方面毁约为由，兵分两路，南下进入后晋领土。
一路由赵延寿、赵延照统帅五万大军，自幽州南下，作为主攻方向；另一路则由皇叔耶律安端（耶律阿保机之幼弟）、皇侄耶律宛（耶律李胡次子）率领，自云州出发，南下雁门关，进攻河东太原府。
这是晋辽大战的“三大战役”中的第一次战役，分为两个战场，河朔主战场和河东副战场，因中间被太行山隔开，所以我们以太行山作为参照物，简单称之为“山东战场”和“山西战场”。
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赵延照与赵延寿不是兄弟关系，赵延照是赵思温的儿子。赵思温逼迫述律太后断腕，而耶律德光用其子担任先锋官，不分析不知道，辽国内部也处处充满路线斗争的味道。耶律德光反抗述律太后控制的努力也可见一斑了。
在大军出发前，耶律德光充满爱意又信誓旦旦地向赵延寿保证，只要推翻后晋，朕就立你当中原之主，你可一定要为契丹看管好中原之地，要乖哟。
耶律德光还多次在汉人降兵降将面前，指着赵延寿说道：“此人就是你们未来的新主子，你们可要好好辅佐他呀！”如此一来，汉人降兵降将的疑虑就被打消了，知道契丹人没有打算把中原人亡国灭种，只是帮中原人换个傀儡皇帝而已，于是敌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