次日，石敬瑭与契丹会师，一起包围了晋安寨，在晋安寨之南设置了一个东西长达一百多里、南北纵深五十多里的警戒区，设置层层路障，拉有铁丝网，铁丝网上挂着铃铛，巡逻兵牵着军犬巡逻……把晋安寨围得水泄不通。
此时的晋安寨中，张敬达等人的部队还存有五万多人，一万多战马。
在包围完成的最后一刻，张敬达派人秘密潜出，向中央奏报了太原城之败，以及被反包围在晋安寨的紧急军情，请求中央速速派军支援。这是张敬达与中央的最后一次联系，此后，晋安寨便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，直至张敬达壮烈殉国。
收到这份重要情报后，李从珂才调兵遣将，派出多路援军，其中就包括范延光、赵德钧。前文有叙，在军事方面，李从珂的战术思路还是很清晰的，一边支援晋安寨，一边去封堵契丹的后路。
而在看到李从珂的动作之后，耶律德光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，把指挥部向南转移，做好了迎战的准备。而当契丹军队走过石会关（太原南面的重要关卡）的时候，还是看不到后唐的一兵一卒。
因为按照李从珂的调度，后唐的援军主要分三路：
耀州防御使潘环负责集结西部的各路军队，从今天的陕西北部由西向东，从西面支援晋安寨；
魏博节度使范延光从魏州出发，由东向西横穿太行山，从东面支援晋安寨；
幽州节度使赵德钧，从幽州向西，负责切断契丹军退路。
另派符彦饶率领禁军进驻河阳，在黄河边构筑洛阳的第一道防线，随后又把他派往潞州，作为支援晋安寨的机动力量，由亲信刘延朗做监军。
然而这支禁军仰仗凤翔拥立之功，骄横难制，根本不听符彦饶的号令，符彦饶也怕激起兵变而不敢以军法行事，处处委曲求全。可想而知，这支军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了。
赵德钧不仅没有去切断契丹的后路，反而南下吞并友军，使得范延光也不敢擅离驻地，可以说赵德钧以一己之力，帮契丹拖住了三分之二的后唐援军。
剩下的那三分之一呢？
延州（今陕西省延安市）人刘景岩，曾经做过坊州（今陕西省黄陵县）刺史，有一定的社会人脉和财富，性格豪爽，喜欢结交各路英雄豪杰，总之，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带头大哥，社会你岩哥。
当时延州彰武军节度使杨汉章奉命征集马匹和“义军”，支援河东战事。刘景岩就趁机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，趁杨汉章检阅部队时，发动兵变，将其诛杀，随后拥护刘景岩做彰武军留后，上表朝廷。李从珂只能答应。
刘景岩的延州兵变非常具有代表性，所以负责西路援军的潘环，根本没有按时足量地投入战场。
这就是契丹人在石会关外看不到后唐援军的原因。
事实上，河东战争到这一刻，才真正进入到相持阶段。这种相持体现为“大圈套小圈”：
小圈是晋安寨，张敬达、杨光远被围在晋安寨，攻不足而守有余，五万人、一万马，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觑的；
大圈是整个河东地区，契丹与石敬瑭联军部署在以太原为中心的河东战场，赵德钧、范延光统领大军在外围观望。
实际上，在赵德钧观望的同时，契丹人也在观望。即便是已经在军事上对石敬瑭予以了大力援助，但契丹人还是做好了“西贡铁拳”的准备。
虽然耶律德光把前沿阵地推进到了太原以南，但其辎重及老弱均留在太原以北的虎北口，而且每天都在重复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每当太阳偏西，全军紧急收拾行囊包裹，一旦后唐援军进攻，他们立刻拔营起寨，毫不犹豫地撤退。
不仅仅是“准备”。当潘环带着西路援军出现在西面的隰州时，那里的契丹军队立刻选择后撤；而在看到赵德钧的大军穿过太行山后，契丹军队的防线也随之向后收缩。
连石敬瑭自己都承认，他与契丹“本无结好”，之前的关系一直很冷淡。契丹人凭什么为石敬瑭卖命呢？
有意思的是，真正与契丹人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的，是幽州赵德钧。在《辽史》的记载中，赵德钧多次向契丹进贡时令水果，而耶律德光亦有“诏赐赵德钧”的记载。
这就与前文节点取得呼应，石敬瑭、赵德钧的使节均抵达契丹，都向契丹提出援助请求。
综合多方史料分析及逻辑推理，石敬瑭最终提出“卖国三大条”，使契丹册封其为中原之主，并非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由赵莹、桑维翰一次性敲定的，而是通过比较漫长的外交谈判，一番相互试探（甚至是三方试探）的讨价还价之后，才最终敲定的。而这谈判的期间，就是这段诡异的僵持对峙。
契丹人并没有完全拒绝赵德钧，也没有诚心对待石敬瑭，契丹人尚在河东项目与幽州项目之间游移不定。
赵德钧率领主力部队，就驻扎在距离晋安寨仅仅一百里的地方，而契丹人也做好了随时抛弃石敬瑭、撤军北返的准备，然而赵德钧就是不肯发动攻击。
这就是李从珂在河东战场上的